豫昌先生小名铭文，又名健，锦春公次子（遗腹子）。1911年10月9日生于铜钵盂，房屋坐落明德，家无田地。
豫昌童年刻苦好学，成绩优秀，练就一手好字。10岁到15岁，家庭生活主要靠哥哥铭昭（铭樵，立衡）工资收入。豫昌15岁到上海，在宗亲开办的鸿昌典当行做学徒，少年就分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1931年回乡与峡山周芳珠结婚，同年到1940年，先后在潮阳莲塘小学、潮阳贵屿养正小学、普宁大陇乡大同小学、潮阳石桥头乡逊敏小学任教员。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伪币贬值，靠他微薄工资已无法维持一家七口生活，经党组织批准去上海谋生。1940年4月至1946 年，在宗亲开办的鸿昌（成都路大沽路）、新丰（新闸路戈登路现江宁路）、永兴（瑞金一路91号）典当行做店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妻子携带4个子女于1946年移居上海。1946-1950年在宗亲开办的协成店（南京东路147号）钟表部任店员，1950年宗亲结束钟表部业务，分给少量实物，得以在新康商场租柜台做钟表小买卖。1955年前由于要养一家九口，入不敷出，一度失业。在生活极为困难情况下，他仍然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商场治安管理等义务活动。1956年3月至8月，在上海综合贸易公司广灵商场任职员。1956年8月至1979年68岁退休，在上海国营甘泉商场任职员。
豫昌先生出生在民初，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而又翻天覆地的年代，也是地少人多的铜钵盂人面临生存考验的年代。在日寇侵华、上海沦陷的时间里，邮路一度中断，当邮路恢复后，得知母亲已过世和妻儿子女忍饥挨饿的情景时，痛苦万分。他从小到中年，承担家庭生活重担，受尽煎熬与贫苦顽强拼搏大半生，直到把子女养育成人陆续就业，生活才逐渐改善。他是尽孝的儿子、尽责的丈夫，伟大的父亲。
豫昌先生开始从教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寇侵占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侵华战争，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豫昌先生拥护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主张，毅然参加革命。1940年他到上海之后，在白色恐怖下，无法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始终忠于党，自觉参加革命工作。期间护送过曾鸣等三位潮汕同志经上海到苏北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益友社各项活动，加入益友社迎接解放军进城队伍。上海解放后，政府成立防特反特群众组织，他任居住区冬防会主任。他是热血青年和革命志士。
豫昌先生1956年成为国营商业干部之后，孜孜不倦，努力学习毛泽东、邓小平著作，学习唯物主义辩证法，尤其喜爱《陈毅诗词》，常用《陈毅诗词》练书法，并用来激励、教育子女。他几十年如一日，早出晚归，勤奋工作，被评为上海市普陀区劳动模范，他是优秀的商业战线干部。
豫昌先生在家乡教书育人长达10年，为家乡教育事业做过贡献，家乡没有忘记他。1991年在他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家乡筹资兴建学校，派人到上海请他为学校校名题字。如今铜钵盂小学门楼上他题字的“潮阳铜钵盂学校”依然金光灿灿，光彩夺目。
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是豫昌先生后半生的理想，为此曾做过不少努力，但在运动不断，政治历史问题敏感的年代，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 情。文革期间外地造反派到上海找他“内查外调”，使他意外得知入党介绍人李鸿基（普宁师范学校校长）和护送过的同志还有人健在。在不惑之年，时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曾鸣到上海开会，两位战友终于在豫昌家重逢，这时他才知道，另两位同志已经牺牲。
在找到入党介绍人和革命活动证人之后，豫昌先生曾经申请恢复党籍，中央组织部给上海市普陀区区委组织部的批复是“郭健同志可以重新申请入党”。
2000年12月10日，豫昌先生不幸病故，享年89岁。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商业委员会组织部参加追悼会并敬献了花圈，为豫昌先生的人生划上圆满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