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他最先开始对"文革"进行个人的反思和忏悔？
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但他肯定知道又要发生什么，让女儿转达他的话：“不要拿国家的钱为我祝寿。”他自己就是一个毕生不拿国家俸禄的人。他是巴金。
多年来，巴金病重，一直住在医院，他是沉默的。若干年来，如果不是到了寿辰，如果不是有大人物去看望他，便不再有关于他的新闻。巴金属于公众人物，但早已不是新闻人物。即便如此，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里键入“巴金”二字，涉及他的网页仍有１０万页之多。他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今天。
阅读巴金小说《家》《春》《秋》的时候，我的阅历不够，尚不能体会那个时代里的创作所表达的一切。那时的巴金，离我很远。我真正感觉到他离我很近，是他写作《随想录》的时候。
我还记得，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买到这５本薄薄的小册子后，几乎一口气读完。７０年代末，当受过“文革”冲击的人们都在指责他人、社会给自己造成的种种厄运时，这位老人却开始解剖自己，开始忏悔，开始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人们会将他违心做的错事、说过的错话，统统推给那个时代。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没有任何外力的驱使。这是使我真正感到震撼的地方。
现在的年轻人读这些文字，可能觉得平淡无奇，有的知名评论家甚至讥讽那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不就是“说真话”吗？他们不知道，在巴金开始发表这些文字的时候，有人不喜欢。他们位高权重，于是即便是在香港的报纸上，不少文章也多有删节，甚至被“开天窗”；即便我们看到的正式出版的《随想录》，也是删节本。
《随想录》的精髓，说到底，确实就是３个字：“说真话”——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这是容易做到的吗？太难了！检索一下共和国的历史，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假话开始，被假话推波助澜的呢！从国家领导人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因说出真话而遭灭顶之灾的，又何止千百。人们“聪明”了，精于算计了，算出假话可以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于是假话绵绵不绝。又岂止是假话，假统计数字、假账、假货、假典型、假证件、假学术……作假，早已是当代中国的痼疾之一。
巴金有不少荣誉头衔，却惟独没有权力，他不可能在制度上为根绝作假做什么。他明白，对一个以笔为生的人来说，惟一能做的就是说真话。“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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