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在

一九二九年，巴金带着他的中篇小说《灭亡》走进了文坛，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冲击波”。许多读者对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好奇地探问道：“巴金是谁?” 
 
发表连载这篇小说的《小说月报》是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销行超过一万多份的大型权威的文学杂志，但是编者却也只能无奈地回答说：“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小说月报》第20卷四月号)

到了年终，《小说月报》编者叶圣陶又一次高兴地总结说：一九二九年这个年度里，该刊发表的巴金的《灭亡》，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的作品，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同前，十二月号)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应验。许多批评家发表评论，认为是少见的优秀作品，“轰动当时(1929年)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版)“在怠惰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1932年中国文艺年鉴》，现代书局1933年版，上海)有一位青年读者给《开明》杂志写信说：“这部书(指《灭亡》)实在有激动人心之效”，自己原有的享乐主义被它打消，“情愿去为大众工作”。(《开明》杂志第2卷第20期)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当初巴金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到借此走上文坛当作家。他那时正热中于做一个革命家。因为革命跌入低潮，无政府主义运动正趋于分化、衰落，他深感苦闷。因此，他一再说：“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我是为了自己，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为了倾诉、宣泄自己的苦闷，常常在笔记本里陆陆续续写了些互不连贯的文字，然后整理改写成这部小说。他仍然想像过去写的那些宣传无政府主义译著那样，准备自费出版，仅此而已。他托在国内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代为将他已译成的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费，用作印刷《灭亡》一书的费用。周索非看到这部书稿后，却自作主张推荐给当时正在主持《小说月报》编务的叶圣陶。叶十分激赏，决定采用发表。就这样一个偶然因素，使巴金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转变，从做一个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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