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倾诉
周恩来总理病榻上还依然想着工作（一）
这是一九六六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在天津同杨拯民 注【杨拯民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说的一番话。大约五十年前，周恩来在天津第一次遇到了邓颖超，后来两人结成了终身伴侣。他们正在那里难得地度一次假。杨拯民觉得总理劳累，劝他适当的减轻工作负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是杨拯民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没的前夕，把杨将军杀害了。杨拯民在延安解放区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经常的关怀。
在中国，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杨拯民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特来看望周恩来总理。吃罢午饭，他们打了一场乒乓球。杨拯民认为总理比过去消瘦了，担心他是不是有病。总理说，他经常锻炼，冬天甚至可以不穿大衣。他要杨拯民放心，他没什么毛病，没有理由不象以前那样工作。可是，几个月后，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有人能象以前那样工作了。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间，周恩来肩负的责任最重。他的心脏病虽然还未被发现，却已经开始在折磨他。他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越来越重了。他的许多亲密助手，比如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薄一波和陆定一，都先后被赶下了台。总理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个副手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还要应付“文化大革命”的繁杂事务。一九七二年，医院确诊周恩来得了癌症。后来，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九七四年他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治疗，但是他仍照常处理重要工作。事实上，他只不过把办公室从中南海搬到医院罢了。
经过毛主席同意，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是七十六岁高龄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继续过问国家大事，接见外宾。他决心工作到最后一息。
到了一九七五年秋天，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九月的一天，他来到北京饭店理发。和往常一样，总是朱殿华老师傅替他理。朱师傅已经为周总理理发二十多年了，两个人已成为朋友。总理多半是在夜间顺便到饭店来。有时候顾客太多，理发师忙不过来，大家争着让总理先理。总理总是婉言谢绝，坐下看报纸，排队等候。
有时候，时间实在太紧了，他在中南海忙得脱不开身，或者要急于去应约会见外宾，他才请朱师傅到他家来理发。有一次，朱师傅替总理刮脸时，总理突然咳嗽了一声，朱师傅没有提防，刀子把总理的下巴划破了一个小口子。
朱师傅连连道歉。总理却宽慰他说：“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有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总理刮完脸，又亲切地留朱师傅吃了饭再回去。 注【北京饭店工作人员：《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第471，474，475页，人民出版社。】
九月的那一天，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理发。他提出要和理发员合影留念。朱师傅听了很高兴，可是那天有些理发员不在场，他想最好另找个日子照，总理不久还会来的。后来合影始终没有拍成。朱师傅非常后悔失去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他没有领悟到总理的明白的暗示。后来的三个月里，总理病得很重。十二月，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要去给总理理发。总理知道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跟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让他来吧！
住院以后，总理还象往常一样，处理一些正常的工作。一九七五年夏天，他已住院一年了，还亲自过问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工作。多年来，字典编辑者经常向总理请示汇报，遵照总理的指示召开了编写出版中外语文词典的座谈会，制定了长远规划。为此，他们向国务院专门写了报告。
他们本来不敢奢望能得到总理的意见。他们知道，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处理。
有一天，出版社的同志特别高兴。从医院送回了他们提交国务院的报告，周总理亲笔在报告上签了字，批准了他们的规划，还在旁边加上了批语。出版社全体人员感到高兴的是，周总理能把报告看完了，然而他的颤抖的笔迹却叫他们看了难过。总理吃力地在报告的下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总理的歉意使每个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注【国家出版局：《牢记总理的教诲，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同上书，第二辑，第372页。】
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前后动过十四次手术。即使这样，他还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有时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几次出院参加他认为不能由别人代替他参加的公开活动。
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前夕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晚，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的人们惊喜若狂，周总理前来主持招待会了！当他步入宴会厅的时候，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总理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传说他动过手术，不知得了什么病。大家都在关心他的健康，现在看到他来到他们中间，以为他康复了，怎能不欣喜雀跃呢！
外国使团的外交官，顾不得外交礼节，象其他人一样伸长了脖子，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以一睹周总理的仪容为快。不一会儿，他开始发表讲话，掌声不绝于耳。他一次又一次地示意大家静下来，可是每个人的欣慰喜悦之情久久难以平静。他的讲话很短，不时地被掌声打断。他仪表堂堂，脸色却显得苍白。他那谦逊的风度，温文尔雅的微笑，讲话时头部时而微微一偏的习惯动作，都象往常一样。听众中很少人知道周恩来患癌症已有两年多了。也没有人想到他们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
周恩来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然表明，党的老一代革命家迫不急待地要使国家生活恢复正常。不管怎么说，早就该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上一次人代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四年召开的。一年前，江青及其一伙发动荒谬的“评法批儒”运动，妄图打倒周恩来总理。尽管他们吵吵嚷嚷，总理和他忠于党的事业的同事们仍然牢牢掌握住国务院的大权。
除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之外，周恩来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主持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两个月中，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消耗了已经疲劳不堪和身患不治之症的周恩来的许多精力。
然而，由于他觉得国家正处在危急关头，局势动荡不定，他拒绝了要他减轻工作的一切劝告。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忙着为这两个会议作准备，选择权衡重要政府部门的人选，反复修改准备在人代会上作的报告。毛主席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特别指示起草的同志，一定要起草一个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总理能一口气讲完。 注【国务院办公室理论组：《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同上书，第一辑，第5页。】
这的确是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过的最短的报告。代表们凝神静听。首先，这是间隔了十余年之后的第一次人代会。其次，报告着重重申国家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总理就国家的前途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他第三次从医院外出，是在六月份主持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同志们竭力劝他不要冒着北京的酷暑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这次被江青及其一伙阻挠了多时的悼念仪式。周总理实在病得不能离开医院。可是，他一定要去。
第二天的报纸没有刊登这次追悼会的消息。江青他们不让刊登。他们不想让群众知道贺龙已经恢复了名誉，更不想让群众知道周恩来总理抱病离开医院去追悼一位被他们迫害致死的人。
阅读（760） 感言（0次）发布日期：2011-11-14 作者：青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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