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和夫人胡絜青住在北京东城一条小胡同里，那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周总理有时登门拜访。一九五九年一天下午，总理来到他们的小院探望老舍，他听说这位作家最近病了。是老舍夫人开的门，总理一进去便笑着批评她说，老舍病了，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周恩来和老舍都很健谈。老舍还有一肚子掌故，说起来俏皮逗人。那一天，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到了晚饭时分兴犹未尽。女主人留总理吃顿便饭，但有点为难，因为厨房里没有什么菜。总理看出了她的尴尬心情。“我很高兴在这儿吃饭，有什么就吃什么”，他爽快地答应了。其实，这一餐连便饭也算不上，只有一盘炒鸡蛋，和一碟干鱼。客人倒吃得津津有味，但他又对女主人开玩笑说：“哈哈！你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不会炒菜！”总理指的是胡絜青是一位国画家。

　　老舍年轻时，虽然出版了一些小说和短篇，但稿费收入很少。为了维持生活，他当过中学教员。他从未想到，到了晚年会在新中国享有这样崇高的声誉。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象这样一位出色的作家会惨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这位年老体弱的作家被“红卫兵”拉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他的罪名是“反动”，宣扬资本主义复辟。

　　一天晚上，人们在太平湖岸旁发现了老舍的尸体，上面覆盖着一张草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又是怎样死的——在他惨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很清楚。“红卫兵”说，老舍是畏罪自杀。但有几点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有一天老舍被拉去批斗，第二天失踪，第三天就发现他的尸体。老舍夫人深夜接到通知去认尸。她跪在丈夫身旁，替他擦净头上和身上的斑斑血迹。此情此景，她终生难忘。

　　总理对老舍之死感到震惊和悲愤，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但是，尽管他悼念死去的朋友，却无能为力，因为那时林彪和江青之流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为这位天才作家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直到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才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在悼词中说：“老舍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作家……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著名小说家巴金在报上发表文章，把他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说：“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  注【巴金：《怀念老舍同志》，《怀念集》，第19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在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显然是最了解外部世界的。他熟悉国际事务和别国问题的程度，常使同他会过面的外国政府首脑吃惊。作为总理，他经常要接触背景和政见迥异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客人。在会见外宾时，周总理总带翻译，但如果翻译未能译好，或没有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他就会打断他的话，予以纠正。他懂英文，也懂得一点法文、德文和日文，只是不能用来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对翻译要求很严格，也很体贴他们。在宴会上，总理总要给坐在身边的翻译夹菜，因为在筵席上当翻译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称职的专业翻译人员的数量不足，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至于能使用一两种外语的学者，需要量就更大了。一九七○年，周总理着手解决外语教学问题。在七月到十一月间，他在中南海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外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开了四次座谈会。由于总理工作繁忙，座谈只好安排在深夜开始，至翌日凌晨结束，有时长达五个小时。  注【北京大学西语系：《巨大的鼓舞  难忘的教诲》，《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你》第三辑，第367页，人民出版社。】

　　尽管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而且心脏不好（一九六六年他的心脏病发作过一次），但他在这些座谈会上总是那样精神焕发，仿佛是在处理当天的第一件公务。头两次座谈会，主要是总理提问题，教师和学生汇报情况。他口问手写，记录答问的要点，并尽量让每个到会者都发表意见。第三次座谈会象是上大课，由教师讲课，总理在下面听讲，一面了解学生的外文程度。

　　最后一次座谈会实在是“压轴戏”。总理对历次座谈作了总结，强调要狠抓“三个基本功”：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他提醒外语工作者，不管是做翻译还是做外交工作，都必须掌握这三项基本功，才能对国家作出贡献。

　　他当场出题考这些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提了几个普通常识问题。他问道：“今天大家都看报了吧！拉丁美洲提出领海权的有哪十四个国家？一下子能说出来的，请举手！”在座的人面面相觑，都不敢举手。后来，总理就随便指定紧挨着他坐的一个人回答，可是他的回答很不完全。于是，周总理就从拉丁美洲西海岸一直数到东海岸，一个不漏地说了出来。他强调，外语是媒介，一个好的翻译工作者，不但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他指出，学习外语要注意五个字：读、说、听、写、译，在这五个方面没有严格训练，在工作中就不能称职。他认为，学生除了在课堂上讲外语，还要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社会，到机场、码头等地方去实践。

　　座谈会经常被打断，有时是医生来提醒总理服药，有时是秘书请他去接重要电话或者送文件请他审批。然而，每次座谈会上，他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如果他在会上看到一个陌生面孔，就要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等情况。如果一个学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下次会上，总理十之八九能叫出他的名字。一次，他让一个学生用外语读出“周恩来”，这个没有准备的学生有点紧张。有些南方人往往分不清英语中的“Ｌ”的“Ｎ”发音的区别，这个学生当场露了马脚。周恩来一边听，一边帮助他纠正发音：“Ｌ、Ｎ有些不分，是不是？”

　　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南海召开的这些座谈会对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乃至校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座谈会所强调的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本来首先应该是大学外文系或教育部管的事情。更可惜的是，座谈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尽管从心里赞成总理的意见，却不敢贸然离开“文化大革命”中编写的几本充斥空洞政治口号、很不象样的英文教科书。总理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本意是要让学生广泛阅读外文原著，但却被解释为死记硬背那几本教科书。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江青一伙向他们在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追随者发出了许多指示，象紧箍咒一样地束缚着教育事业。教授们如果胆敢推荐西方名家的文学作品，即使这些作品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有益无害的，就可能被指责为“腐蚀”青年学生。在那些年月里，连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弃之如敝屣，谁也不敢冒那个风险。

　　直到江青倒台之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总理关于外语学习的指示的重要意义。校园里出现一股热潮，无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开始如饥似渴地搜罗外文原著，特别是英文原著。美国出版的口语教材《英语九百句》很受学生欢迎。有的人甚至认为，手上有一册《九百句》，英文便能无师自通了。

　　毛主席生前就刻苦学习英文。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对解放军的一批空军干部说过，应该以毛主席为榜样：“主席快八十了，可是他每天还是那样认真地阅读两大本《参考资料》，还要坚持学习英语。你们中间年纪小的大约三十上下，年纪大的不过五十出头。不管怎么说，你们比主席年轻多了。所以，你们应该向主席学习，在学习上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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