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六十岁整，北京生，北京长，在北京过了五十七次年，最近这三次是在新加坡过的。

   说起过年，印象最深还是小的时候，一喝完腊八粥，就盼着腊月二十三祭灶，因为北京人祭灶用糖瓜儿（一种用麦芽糖做的大糖球儿），老人们说，灶王爷吃了它，到了玉皇大帝那儿，只说这家的好话，不说坏话。我对这种风俗非常拥护，因为祭灶的时候，把画着灶王爷的纸烧了，他老人家上天去了，糖瓜儿呢？都叫我吃了。

   最难忘的当然是年三十，除夕夜。灯点得亮亮的，煤火炉烧得旺旺的，房梁上挂着走马灯，里边点蜡烛，外边糊的纸会转，纸上画着“吕布戏貂蝉”，“八仙过海”等戏剧故事，地上洒满松树枝儿和芝麻节儿，松树代表长寿，芝麻的枝干象征来年日子过得兴旺，“芝麻开花节节高”。全家人都在上边走来走去，叫作：踩碎（踩“岁”的谐音）。 我当时不懂这些“意义”，只是觉得好玩儿，热闹，零食随便吃，鞭炮由着性儿放。特别到后半夜，给老人们磕头，说一句，“妈，给你拜年，你新禧发财！”老人们笑得皱纹绽开了花儿，大声答应一声，“好！赶明儿呀，好好念书，别淘气！”接着就给压岁钱，红纸包的，都是新票儿。接下去，大人们开始打麻将，我喜欢站在妈妈身后看 (北京人叫“看歪脖儿胡”），慢慢儿就学会了。那会儿总盼着妈妈上厕所，我好替她打几把，要不，现在怎么成为“麻坛老将”呢 。

   1960年过除夕，我已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了。那天晚上，周恩来，陈毅将军，邓颖超三位国家领导人都到剧院参加联欢会了。周恩来看桌上摆的都是一块二毛钱一瓶的果子酒，就悄悄对邓颖超说：“你赶快坐车回家，咱们茶桌下边还有两瓶茅台，桌上还有一包花生仁儿，都拿来。”邓颖超把酒拿来了，周恩来打开瓶盖，招呼大家喝。北京人艺的演员中“酒鬼”不少，可是都不好意思喝，只由曹禺，郭沫若，老舍，朱琳，于是之陪着喝。我们几个青年演员想了个调皮的办法，由我带头儿，举着杯果子酒走到周恩来面前：“总理，我给您敬酒来了。”周恩来一眼看穿了我们的把戏，抱着肩哈哈大笑：“你们馋茅台了吧，来，都过来喝！”于是我们一拥而上，又喝又笑。周恩来又请陈毅带着大家唱《南泥湾》，大家请周恩来唱，周恩来指着邓颖超说: 她有节目，她会唱京剧《苏三起解》……。那年除夕正逢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可是国家领导人没忘了艺术家们，和大家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年，然而，他们一句大道理也没讲，我们却精神振奋了。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那次过年太热闹了，北京城的鞭炮声像炒蹦豆儿似地整响了一夜，市场上连最没人爱喝的，用红薯干儿做的酒也全都卖光了。老百姓心里痛快！真叫“开心酒千杯不醉”。从那儿往后嘛，每年过年都不一样，总有点儿变化，慢慢地发现物质丰富了，年货多了，不过物价也涨了。后来，忽然兴起了电话拜年，除夕一过，各家电话全都响，有国外打来的，但大多数是本市的，拨通之后头一句准是：“没睡哪吧？过年好！先给您拜个早年儿！”这办法不错，既省时间又省钱。

   从1991年尾，我挪到新加坡过年了，我被华族朋友浓烈的新年气氛给迷住了，我学着方言说“炯戏花崽”（恭喜发财），我也提着柑去给朋友拜年。

   我住在朋友家里，初一早上，朋友的姐姐带着孩子来给我拜年，一见面先送我一个大红包儿。我一看，天哪！五十元，我那年五十八岁，朋友的姐姐起码比我小二十多岁，我举着红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一股人与人之间的温馨，使我忆起了童年。

   今天，又要过年了，先声明，我可没有再要红包的意思，我只想用老北京话跟朋友们说：您们过年好！祝您一年顺顺当当儿的！身体硬硬朗朗儿的！

编者按：本文登载于《联合早报》，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４日（星期一）

   这篇文章是任宝贤老师为副刊“新春专辑”撰写的，篇幅限在700字，任老师写来1500字，只好依任老师意见作了剪裁。

   一月中编者向任老师邀稿，他一口答应，紧接着问：“我可以在文章里向新加坡读者问好，拜年吗？”据记录：２１日完稿，２２日中午送到报社，信封上并注“急”字，距２７日他离开新加坡仅五天。

   “向新加坡读者问好，拜年”，是任老师离开前留下的心愿。今天全文刊出《过年.聊天儿》，  以纪念这位令人敬爱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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