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买到这５本薄薄的小册子后，几乎一口气读完。７０年代末，当受过“文革”冲击的人们都在指责他人、社会给自己造成的种种厄运时，这位老人却开始解剖自己，开始忏悔，开始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人们会将他违心做的错事、说过的错话，统统推给那个时代。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没有任何外力的驱使。这是使我真正感到震撼的地方。  

    现在的年轻人读这些文字，可能觉得平淡无奇，有的知名评论家甚至讥讽那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不就是“说真话”吗？他们不知道，在巴金开始发表这些文字的时候，有人不喜欢。他们位高权重，于是即便是在香港的报纸上，不少文章也多有删节，甚至被“开天窗”；即便我们看到的正式出版的《随想录》，也是删节本。  

    《随想录》的精髓，说到底，确实就是３个字：“说真话”——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这是容易做到的吗？太难了！检索一下共和国的历史，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假话开始，被假话推波助澜的呢！从国家领导人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因说出真话而遭灭顶之灾的，又何止千百。人们“聪明”了，精于算计了，算出假话可以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于是假话绵绵不绝。又岂止是假话，假统计数字、假账、假货、假典型、假证件、假学术……作假，早已是当代中国的痼疾之一。  

    巴金有不少荣誉头衔，却惟独没有权力，他不可能在制度上为根绝作假做什么。他明白，对一个以笔为生的人来说，惟一能做的就是说真话。“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  

    如今，在公共场合，很多人只说“正确”的话。而这些“正确”的话，对不少发表言论的人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巴金给“讲真话”列了标准：“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看起来这是个很“基本”的要求，但有多少人做到了呢？ 当巴金写完《随想录》时，他已经知道此生的创作已经完结了，他说：“五集《随想录》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这时，他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很多字是用自己的左手拉着右手的衣袖写出来的！还有最后的一件事，就是编出自己的创作《全集》。检验一个人心灵的时刻又来了。  

    阅读旧作，巴金感叹，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我在１７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他的生命历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曲折，这就是他为了迎合当时那个时代而不得不编造一些大话空话假话，甚至有一些在政治运动中违心发表的批判性言论。对于这类文章，有些文化名人或家属是绝不同意编入自己的《全集》的。他们不希望后人知道这些“污点”，他们喜欢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  

    巴金一定也感受到这种历史造成的悖谬的痛苦，但他的选择是，把这些文字编入全集，为的是永远让后代看清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悲剧。他在一篇跋里悲哀地说，“现在才明白编印全集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惩罚”。这种痛苦不是常人能够体会的，然而巴金对历史讲真话的勇气，超越了个人的痛苦。这种绝不宽恕自己的道德情操，是老人留给世人最后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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