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为重建社会学而尽心尽力

    1972年，费从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世界史》的翻译工作，算是从体力劳动又变成了脑力劳动者。但是费的心情仍是十分沉重的，他曾用“杯弓蛇影，令人心悸”八个字描述当时心情。这样一直到1976年周、朱、毛逝世之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他的处境才有了好转。他写出了“文革”后第一篇文章《蓄意歪曲、无耻篡改--批判江青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的谬论》（文章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第二期）当时，我们这些他的学生曾欣喜万分，奔走相告，为费教授的“复活”而欢呼。实际上，这篇文章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高唱“阶级斗争”学说，充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条，是费氏所写文章中最蹩脚的一篇论文，实在难以恭维，但当时却是难得极了。

    1977年底，费向当时筹备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于光远写了一封长信，呼吁重视民族问题研究。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

    “阔别多年，未免疏远。岗位工作又使我们联系了起来。归相识还应重新相认。......三四十年代之初生之犊，看来已甘为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矣；牛也罢，马也巴，驰驱未息，诸可告慰。余不一一”。（引文见《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195页，群言出版社，1999）

    但是，时代在巨变，社会所要求于费氏的绝不是只作一个“背盐的驮马”。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学要补课”的要求。这件光荣的任务落到了费孝通的头上。但是，当费要求原来搞社会学的人参加讨论时，反映很差，有人甚至说：“ 好容易从社会学中爬出来，现在不能再陷进去了”。但是，历史前进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1979年3月15日社会学座谈会终于召开，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讨论筹建社会学系的问题。这次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并担任研究会理事和以后成立的北京市社会学会副秘书长。费在以后一次讲演中曾说：

    “在十年浩劫里，我们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师、朋友没能这样活过来。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了给前人昭雪，为了实现我早年的宿愿，也为了使后人不背上包裹，一种责任感，成了一种内在的动力，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同时，从继续认识中国社会的意愿出发，我要在我的晚年为社会学科的重建尽点力”。（引文见《社会调查自白》第69页，知识出版社，1985）

    从此，费孝通迎来了学术上的又一次丰收和辉煌。他三下、四下江村，提倡乡镇企业，欢呼苏南模式，写了《小城镇，大问题》这篇名文，走遍了全国各地，研究区域发展，提倡潘光旦的“中和位育“理论；他访美、访苏、访日，走遍全世界，得了许多国际学术奖项，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社会学界，能有这么多成就的人，实在很少很少。在他从事科研活动60年时，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一生探索，志在富民----为费孝通教授从事科研60年而作》（原文见《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二期）我在文章的结尾处说：

“费孝通教授作为一代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真正作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追求民富国强的幸福道路的探索之中。他的科学探索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景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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